第562章 圣主如天万物春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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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后，大名府。
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，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，最为紧张抑郁的三天。七月八日，冀州急报，深州城失守，拱圣军被全歼，辽军屠城，姚兕生死不明。没晚多久，从汴京的使者，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谟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——高太后驾崩了！
当此大战之际，古往今来，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，最担心、最惧怕的，便是中枢的政治剧变。而这世界上，还有哪种政治剧变，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？！况且，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，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？
依照惯例，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，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。
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，当皇帝换人的时候，宰相也罢，在外统兵的方面之臣也罢，都有一系列的制度，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，留任与否，则取决于下任皇帝。从负面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为了强化君权；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，这有利于政权的稳固。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，他登基或亲政之后，反正是要换人的，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，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，倒不如将之制度化。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，而这些差使，总要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，这几个月的时间，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，办理丧事，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。几个月后，丧事办完，宰相们便请辞，新皇帝以办丧事有功为名，加以厚赏，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……
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，与皇帝是一样的。这一点，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为“山陵”，便已可确证，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。
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，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，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，那没什么不好。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！
倘若中枢大举换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，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，朝中也一定有人会阻止他。但是，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？这个世界上，惟一比女人更不可预料的，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。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，文官势力多么强大，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。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，就算最后被阻止了，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。
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。
但此时……
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，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，绝非杞人忧天。
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，竟然给他下了一道“内降指挥”！
如今大宋朝的制度，凡是不经过学士院、两府、门下后省的诏旨，皆是非法的。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，拒不执行。但是，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，可以突破这种制度，那便是“内降指挥”，亦即是“手诏”、“御批”，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“墨敕斜封”。所不同的是，唐代的“墨敕斜封”，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，而宋朝的“内降指挥”，却是事无不预。
这种弊政，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，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，凡是身边的人说情请求，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，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，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，便滥批手诏，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不对，便又告诉宰相们，凡是他的内降指挥，都不能马上执行，让宰相们来把关做恶人。所以仁宗之朝，内降指挥的弊病倒并不明显。至熙宁朝，赵顼乃是一个英主，凡是英主，便不免对于一个个的命令都要经过层层讨论审议而不耐烦，他倒不是因为耳根软，而是为了追求效率，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。然而，赵顼毕竟是一个英主，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自官制改革，便厉行限制“内降指挥”，但赵顼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，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，除了一些小事，凡是军国大事，赵顼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。
石越心里也明白，在君主制下，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。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，照样都会被突破。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，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、外朝与中朝的博弈，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。
在绍圣间，高太后执政七年，所有内降指挥，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，但凡涉及官员任免、军国之事，从无一事不经两府。
七年了，石越几乎已经忘记“内降指挥”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。
小皇帝的这道手诏，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，救援深州。
而石越的回复是，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，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，告诉他：“不经凤阁鸾台，焉得为敕？！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，便当任臣信臣，凡诸军赏罚进退，皆当断于宣台，否则，臣不敢受此任。”
但是，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，他却不能不担心，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。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，但是，有这个本事的武将，那是百中无一。
因为武官们的地位，远比文臣们要敏感。
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，因为那危害不大，事实上中主以上，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，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。但是，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，那在皇帝的心中，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。
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，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。
这一点，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。
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，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，直接去指挥军队。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，只得给汴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，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。
七月十日，石越倒是接到汴京一份正式的诏书。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，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，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，并且表示军国之事，一以委之。这份诏令发出时，汴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，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，以夺回深州，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。
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，皇帝挽留了韩维，太皇太后的遗体，暂安于大相国寺，等战争结束，再营造山陵。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，宣布大赦天下，表示他将墨缞治事，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，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，矢志收复燕云。
但是，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，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。
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——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，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，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——这个使者，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？石越自然看得出，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
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，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，一概拒之。
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，石越与他的谟臣们，到此时，才总算猜到汴京发生了什么。
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，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，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，另一方面，他又不甘寂寞，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。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，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，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，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，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，于是，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，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小皇帝的内降指挥，倒也算是“迫不得已”。
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。
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。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，当外朝的力量增强，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，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，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。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，也会做同样的事情。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，在一个君主制国家，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，又或者如赵顼那么明事理。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，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，迟早都会遇上的。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—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，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、食对方之肉的时代，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，便全然丧失理智。
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，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，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，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。于是，在当天，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钺，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劾的札子，准备着人送往京师。
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，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丞相之职！
石越当然知道，这是给皇帝难堪。皇帝今天不计较，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。但是，他认为这是必要的。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因此，尽管范翔、折可适、游师雄，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，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。
虽然石越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——就算小皇帝想，他也做不到，在这个时刻，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，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，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……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，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。
石越的待罪自劾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汴京，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，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，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。
二人一夜未眠，苦苦等待从汴京来的使者，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，一直等到次日天明，二人等来的，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！
二人几乎绝望。
直到石越读过这道内降指挥，吩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，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。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——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，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，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。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，向石越禀报他的待罪自劾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，没能及时发出去。
三天来的紧张不安，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。
但谁也没想到，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，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，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。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：在七月十日，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、蔡京、章楶、慕容谦、唐康、仁多保忠发出手诏，这些手诏的内容，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陉；同意蔡京北上沧州，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，增援霸州；督促章楶兵出雁门；以及命令慕容谦、唐康、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，夺回深州。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，给仁多保忠的手诏措辞犹为强硬，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，观望失机，至有深州之失、拱圣军之败，极为失望。
赵煦在手诏中，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，并且表示下不为例，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。但是，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。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，皇帝已经表示悔意，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，致使令出多门，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，然皇帝亲政之初，所颁诏旨，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，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威信，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。
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：无论如何，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。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——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，韩维与范纯仁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，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，但是，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。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，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，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。至于吕惠卿与蔡京、章楶，那是无关紧要，此三人皆是文臣，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，他们自己会拒绝；他们要想顺水推舟，那也由得他们，但总之后果自负。
石越也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，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，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，到时候，汴京市民、士子，只怕都难以接受，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，而这种压力之下，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。
只不过，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，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。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，故意制造时间差，造成既成事实，来逼石越就范，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、纳谏如流的姿态，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皇帝毕竟是皇帝，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，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，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，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，石越却也无可奈何。
不仅是石越，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，张大嘴巴望着石越，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石越苦笑着，吩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。”说罢，挥挥手，又对范翔说道：“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，便说某有要事相商。”
七月十二日。阜城。
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，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，前去东光接应粮草。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，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，据他的哨探报告，在乐寿失守之后，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，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。此后，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，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，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