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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68章 天下才俊(5)
    石越却并不和他虚辞委蛇,直言道:“身在高位者之患,是不知百姓之疾苦。象我们这些人,整日里穿的是绫罗绸缎,吃的是山珍海味,高坐庙堂之上,坐谈议论,百姓之疾苦,谁能感同身受?上行下效,便是小县知县,真能深入民间者,亦寥寥可数,而敢于据实上报者,更是难有。《汴京新闻》号称能反映民间疾苦,可实则亦不过限于开封一府罢了。朝廷法令行于四方,纵有良吏执行,各地风俗人情不一,守令为求考功升迁,无不讳病忌医,这是人之常情,而最后吃亏的,是百姓与国家。我虽有亲近百姓,了解法令真正的执行情况之心,但是身在朝廷,往往也脱不开身。司马公子是有心之人,还望能够直言无忌。”
    他这一番话说得众人无不动容。司马梦求起身行了一礼,正色说道:“石秘阁如此见识,实乃朝廷百姓之福。如此学生便斗胆放肆直言,有不是之处,还请秘阁见谅。”
    石越伸手说道:“但说无妨。”
    司马梦求也不作态,娓娓说道:“自熙宁二年,皇帝召王相公入朝主持变法,至今已近四年。所谓变法,其要者有六路均输法、农田水利法、青苗法、免役法、保甲法、保马法、市易法、免行法及置将法等。其他细法,不计其数。而其中青苗法,本是争议极大,秘阁改良之后,又多出三法:青苗改良法、钱庄法、合作社法。不到四年时间,相继推出如此之多的法令,一法争议未休,一法又出,本来就嫌苛急。而地方官吏奉行,多有变样,更易招致反对。但平心而论,新法亦有可取者。譬如免役法,朝野之中反对一片,但学生这几年往来南北,终于发现其中之奥妙。原来免役一法,北方人反对得厉害,南方人却不甚反对。”
    石越和潘照临听到这话,不由愕然,三年以来,还从来没有人对石越说过有这样的事情,他却不明白为什么南方人反对不厉害,而北方人反对得厉害。便问道:“这又是为何?”
    司马梦求解释道:“因为南方与北方,风俗不同。大抵南方百姓,较北方百姓要富庶,而南方百姓的徭役,亦比北方要重。实行免役法,一般的南方百姓,多能承受,而因此免掉徭役,只要朝廷不是庸外加庸[61],百姓反而觉得方便。而北方就不同,百姓穷苦,本来就出不起免役钱,而免役法又分五等户征收,原本不要服役的客户与四、五等户、单丁户、女户,都要交一半的助役钱和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,这便形同对穷人增税,使贫者更贫,雪上加霜,而国库竟因此富裕。所以北方最穷的百姓,很受免役法之害。特别是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,说是为荒年灾年备灾的,实际上年年征收,几乎变成常赋,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十分之四,十分之五,深害百姓。南方还好,北方百姓则实有不堪忍受之苦,而偏偏北方官户、客户,及四、五等户尤多,故此天下沸腾。新法实施以来,北方有些百姓甚至不愿意种桑养牛,因为家里有桑树、有牛,就被视为富户,免役钱就要多出,一岁所得,反不如税钱多。但在北方而论,比贫困之家反对更强烈的,是一等户和官户,很多官户,本来免役,现在同样要交免役钱,自然不愿意;而一等户反对,则是因为他们出钱最多。朝中大臣以北方人居多,利益纠葛,自然颇惑人心,真要说为贫困百姓吁请的,倒不见得有几个。否则也不必全盘攻击免役法,只需改良助役法便可。如果平心而论,对于南方人而言,则免役法就算没什么好处,但至少也不是什么坏法,而对北方而言,如果能取消或者减少四、五等户和客户的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,那么它纵有弊端,也可以接受。”
    石越听到此言,想到自己之前在心里一直单纯的认为免役法扰民,甚至想过要联合旧党狙击此法,心里不由一阵惭愧。司马梦求这一番话,让他想起苏轼本来反对免役法,可是到了杭州后就慢慢没有听到他反对的声音了,而韩琦在河北,则对免役法恨之入骨,其中原由,他终于算是完全明白。不由长叹道:“非纯父,他人不能为我言此。”
    而潘照临听到这里,见司马梦求如此通达上下情弊,也有点自叹不如。
    司马梦求又继续说道:“又如保甲、保马二法,推行皆在黄河以北,黄河以南,对此二法闻所未闻,更无害可言。而青苗法推行得当之处,百姓颇得其利。南方百姓所苦的,反倒是农田水利法。”
    这话说出来,众人皆是大吃一惊。陈良等人以前也未曾听他说过这些,忍不住问道:“这怎么可能?”——农田水利法可是新法中公认的善法。
    “怎么不可能?地方官吏为了邀功,乱开沟渠,胡修乱造,虚报数字。逼迫百姓向朝廷借钱,虽然利息甚低,却始终是要还的。何况江浙两淮,要修水利,就应当统一规划,才能见其利。各县乱修一气,又有何用处?”
    陈良等人闻言,尽皆默然。石越点了点头,说道:“这些情弊,朝廷却是已经知道了,已打算派使者去江淮督修水利。”
    却听司马梦求又说道:“至于秘阁所改良青苗法,虽然是善法,情弊减少许多,但也并非全无弊端。一则若非大县,一县只有一座钱庄,而钱庄春季借出,秋季收回,若非富户豪室,断无这许多本金。而富户豪室也有不良之人,宁可钱庄开不成,自己方好偷偷放高利贷。要抑制这种情况,一要靠地方守吏能干,能打击高利贷,让县中富户联合出资办钱庄;二要由外地请来大商大贩兴办钱庄,让本地的富户无利可图。故此,秘阁之法,在富裕之州县往往施行得好,在穷困之州县,却全看地方官的能力。毕竟,仅仅靠着青苗钱收息那一点微利,如何能打动富商去外地办钱庄?何况越是穷的地方,借钱出去风险越高。此外,对于那些极度贫困的农民,钱庄往往并不愿意借钱给他们,官府亦不能强迫钱庄借钱出去。而合作社的推广,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,于是,最穷的人,依然还只能去借高利贷。所以改良青苗法,如果摊上一个好的地方官,则可称良法,若是地方官平庸,那么只能说聊胜于无,只不过是不扰民罢了。”
    石越默然良久,才说道:“南方已是如此,北方只怕更加复杂。”
    不料司马梦求却笑道:“那却未必。”
    “为何?北方可是比南方更穷。”
    “北方虽穷,但北方也有有利之处。一是北方人情淳朴,欠钱不还之事要少,借贷风险便小得多;一是青苗钱利息低,北方三等户以下,都愿意借,甚至客户也愿意借,借的人比南方要多,钱庄所得利润反比南方高;一是因为钱庄收息多少,始终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一条,地方守吏往往都会很主动的把富户召集起来合伙开钱庄。而地方官为了从钱庄中多收息当成自己的政绩,又会鼓励这些钱庄借钱给商人谋利,从中抽取税金当做青苗税钱交纳。这是李代桃僵之法,却意外促进了北方商业的发展。所以,北方实际上并不比南方执行困难。钱庄自开办以来,借钱给商人做本经商谋利,不分南北,各处都有,甚至已渐成钱庄之主业。这当然也是有利有弊,有利处是钱庄利润变大,商人愿意开办,有利于青苗法之推广;其弊则是钱庄本金有限,借给商人后,反而没有钱借出做青苗钱——这种事情也是屡见不鲜了,而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,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钱庄更是只要有利可图便可,如此下去,青苗法不免名存实亡,生产需要资金的农民最终还是不得不去借高利贷……改良青苗法之所以朝野一片平静,玄机便在于此。”
    “那么……纯父可有何良策,存其利,除其弊?”石越虽然觉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根本是正常现象,但是他也觉得青苗法积极的一面如果断送,也未必是什么好事。让太多农民破产,而社会工业化程度又无法容耐这么多劳动力,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社会的动乱,从这个意义上讲,石越还是希望青苗法能够切切实实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。但是让民间资本有效的流入农业生产当中,这个难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。
    司马梦求摇了摇头,苦笑道:“学生不过是眼高手低,又能有何良策可言?越是穷县越是需要青苗钱,结果却是越是穷县钱庄越是不愿意借出青苗钱。人情如此,如之奈何?虽说也不是不能解决,但却要靠地方官吏的良心与能力。或者,可在钱庄法增加一条,农民满足贷款条件而钱庄不放贷者,可以向官府申诉求助?……不过依学生来看,这些都是小节,实则王相公变法的路子,整个就走错了,这完全是一个死连环。王相公变法便真能成功,财政岁入真能大增,亦不足以解决大宋的问题。”
    他这话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。就算是石越,也不曾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。
    石越忍不住问道:“纯父何出此言,介甫之新法有不合人情而难以成功处不假,但若是能够成功的话,岂得谓无益?”
    司马梦求却是不以为然,慨然道:“大宋之弊,在于冗官冗兵。要解决二者,首先就要澄清吏治,不澄清吏治,消除冗官,就不足以宽养民力,不能宽养民力,就不能厚培国本,不能厚培国本,就不足以显耀武功。王相公变法,背道而弛,焉能成功?”
    这个道理,石越和潘照临,甚至苏轼、范纯仁都曾看到,也不算稀奇。但石越却是不置可否,说道:“若说冗官冗兵,王相公亦非不曾着意,似不能谓其见不及此,更不足以言背道而弛。”
    “王相公的确也在裁撤禁军,然而西北军费所需,数以亿万计,此处裁撤省得一二,彼处所增军费却十倍不止,又有何用?而冗官之多,四年以来,更是愈演愈烈。如嘉佑年间,推恩者不过数十人,治平间增至三百人,而如今则更增至四、五百人矣。官员们一个个求田问舍,为子孙谋,谁来谋国?又如王相公立置将法,每将下面各有部队将、训练官一、二十人,诸州又自有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,设官重复,平增冗官又是数以百计;为推行新法,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,各自开府设衙,费用又增。又,国初供奉三班不过三百人,天禧间也不过四千二百多,现在则有一万一千多。景德年间大夫之官不过三十九人,如今达二百三十,增加七倍。朝奉郎以上景德年间不过一百六十五人,现在是六百九十五,五倍于彼时。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增至三百六十九人,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增至四百三十一人,冗官之势,有增无减。而朝廷厚待士大夫,各项赏赐,曾无止尽。王相公只管理财,想方设法替朝廷开利源,但冗官越来越多,便是王相公再能理财,所得亦不足以偿所出,终不过是白辛苦一场……”
    司马梦求把这些数字一一说来,如数家珍,显是平时非常留心。吴从龙等人不知道端详,倒也罢了,石越和潘照临却听来惊心。宋代一个官员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,石越是亲身体会的。俸银之外,还有春衣、绫、绵、冬绢,还有粟,还有随身仆人的衣粮,还有薪、炭、盐、纸,还有所谓的“增给”、“赡家钱”、“马钱”、“茶酒厨料”……名目繁多,连石越自己都记不过来。每逢郊天、皇帝生日、太皇太后、太后、皇后生日,更是各有恩赐。国家从百姓那里聚敛来的钱财,就这么被所谓的“百官”们分走了很大一部分。当然不能说这些冗官是王安石的过错,但是王安石变法完全没有抑制冗官的增长,却也是事实。
    司马梦求又说道:“本朝苛税,七倍于唐,百姓之苦,谁人知之?天下之财输于京师,而地方不能自留钱财用于建设。朝廷养兵养官之费,占岁入十分之九。不除冗官冗兵,又谈什么宽养民力,谈什么厚培国本?如今国家之事,乱无头绪,便即仓促用兵,更是急功近利之极。”
    听到这里,石越算是明白了司马梦求的大概思路,此人虽然算是才华出众,对国事有着深刻的见解,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人物,他的见识,依然是以范仲淹的见解为基础的。
    石越和潘照临对望一眼,从对方的眼神中,知道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。有些事情,不是司马梦求想的那么简单的。除冗官,冗官是那么好除的吗?王安石未必是见不及此,反倒很可能是范仲淹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教训,他不愿意一个人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罢了。冗官也好,冗兵也好,归根到底,核心问题是冗费。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王安石选择的解决思路是增加收入,只要国库的钱足够多,那么开支再多也不是问题。而司马梦求则认为,不解决开支的问题,再怎么样增加收入,也赶不上开支的增加……石越不认为王安石的策略能够成功,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过一次了,但是,他却也承认,王安石的策略,的确能够避开许多的阻力。只是,话又说回来,真是想要解决宋朝的问题,三冗的顽疾,迟早都得面对!
    只不过,王安石甚至还没能走到真正正面面对这个顽疾的那一步,便已经折戟。所以,虽然石越迟早也避不开这个问题,但他现在还不用太着急。
    他笑着结束了这个话题,委婉的说道:“纯父所言,的确一针见血。不过,事有轻、重、缓、急,很多事情,虽然按理要那么做,可是真正实行起来,很多时候,却需要多走一点弯路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。”
    司马梦求本来还有不少的话想说,石越的话却让他怔了一下。他细细的咀嚼着这句话,不由觉得石越的话意味深长。
    一旁的范翔突然插道:“秘阁的意思,学生大概明白了。”
    石越笑着看了他一眼。
    “我们要去一个地方,面前有巨石挡道,仓促间不能踢开。这时候点时间去准备工具,召集人手,一起来搬开巨石,比起用莽夫之勇,一味蛮干,要有用得多。”范翔打了一个比喻。
    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