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9章 人间谁解惜春风（7）
只是稍稍想了一下，赵煦便决定先含混回应：“吕大参所言虽不无道理，然恢复将从中御之制，牵涉甚多，仍需从长计议。”
说完，他便转头望向石越。
而正好便在此时，石越在听完吕大防的话后，也是惊讶的抬起头来，和范纯仁、韩忠彦无声的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赵煦不知道，他的这三个宰相此时心里不由而同冒出来的念头，是吕大防的建议，竟未必不可行！
这个世界上，没有绝对好的制度，也没有绝对不好的制度。在宋朝，为什么保守的旧党有时会显得比追求革新的新党更切实际？因为各朝各代，制度之弊，多是因为过于保守落后，惟独宋朝，制度之弊却经常是因为太过于超前。宋朝那些被认为弊病丛生的制度，很多时候，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落后，而是它们不太适合当时的客观环境。
将从中御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和陈腐的批评截然相反的事实是，这是超越世界八百年的先进理念与先进制度！然而，过于的超前，却让它变成了一项著名的弊政。
但在吕大防提出在北伐再次采用将从中御的指挥方式后，石越、范纯仁、韩忠彦却都敏锐的察觉到了这项制度的一线生机。
将从中御用之于西北边境，因为地形复杂，距离汴京又过于遥远，自然弊大于利，但用之于幽蓟，却未必行不通。虽然国初之时在河北也有过失败的教训，但那时宋朝的驿政不完善，官道也没有现在畅通，因此，过去不可行的事，现在未必就不可行。
说到底，将从中御最大的问题，主要还是枢密院与前线军队的沟通效率问题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一昼夜的时间当然还是太长，但如果枢密院能把握好尺度，便如吕大防所说的，给予阵前观察使与都总管足够的临机处置之权，枢密院主要负责战略决定，以及统筹各军调度、后勤补给，仅以幽蓟战场来说，虽然不好草率的认定这种指挥方式一定行得通，但若不假思索的断然否决，那其实也是一种偏见。
不过，此刻的赵煦，即使知道他这三个宰相的想法，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。
毕竟在他心里面，还有石越这张“王牌”，哪怕这张“王牌”是一次性的，打完就得废掉，还有难以预料的后患，但是，想要赢得这世间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又怎么可能不付出一点代价呢？
赢得北伐，收复幽蓟，他就有机会超越他的父亲，甚至是成为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，看看在他治下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吧——在政变中继位，经历过祖母的垂帘听政，但终于平安亲政，亲政之初，就击退辽人的入侵，收复了失陷一百多年的幽州，并顺便铲除了前朝留下来的权臣，巩固了皇权，大宋在他的治下，注定将走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时代！
历史永远是以成败论英雄的，赵煦觉得自己的一生将会是一个传奇，他觉得自己甚至有机会成为继唐太宗之后最伟大的皇帝！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，赵煦就觉得自己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，身体都禁不住的颤抖。
因此，有何必要，再节外生枝？
他也不想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岔开重点。
他望着石越，目光热切，却语气温和：“今日之事，子明相公以为当如何应对？”
顿时，崇政殿中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投到了石越的身上。
崇政殿中，给三位宰相设的座位，都是金棱七宝装乌木制的折背样扶手椅，漆着深红近紫的漆色，方方正正，形制简单，所谓“折背”，是指椅背低矮，只有通常椅子椅背的一半高，因为它的目的不是用于倚靠，而为了端正仪态，这也是当时士大夫们平时最喜欢坐的一种椅子。此时，石越端坐椅中，双手笼于袖内，抬头回视着皇帝赵煦，却恪守着礼仪，视线稍低，没有与赵煦的目光相对。
石越此时还不知道潘照临的死讯，更不知道赵煦在心里的谋划。但他知道，赵煦此时问他，是希望他履行当日的承诺，他曾经给皇帝派过“义不容辞”的定心丸，现在，赵煦在向他要求兑现。同时，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再度出任率臣意味着什么……
李清臣能想到事情，他也想得到。
而且，崇政殿内他的同僚们的微妙态度，更让他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。
他其实没那么在乎皇帝或者他的同僚们都猜忌他，这是正常的。
石越担心的是自己。
虽然在外人看起来云淡风轻，也并没经历过什么动人心魄的事情，甚至都没找人好好商量过，石越就在安平大捷后，坦然的交出兵权，做出了准备漂亮的离开舞台的决定，但这种事情，其实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石越自己知自己的事，这对他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
直到现在，石越的内心深处，其实还是有些恋恋不舍。他只是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罢了，更多的时候陪伴家人，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此事——他需要用亲情来克服自己对离开权力中央的不舍。
此外，安平阅兵时发生的事情，石越也不天真，他当然知道如果不是有人想陷害他，就是他左右有人想谋求非份之福。
而如果他再一次掌握兵权，机会就将再度出现。而且是比以前更好的机会——对很多人都是——这一次，成功的机会，比安平大捷后要大得多。
做诸葛亮大概是不太可能了，那得需要赵煦甘心配合做刘禅。所以，多半只能选择做司马懿或者桓温。
而犹为艰难的是，石越从来不认为司马懿或者桓温是“奸臣”，这倒不是因为石越觉得忠君很可笑很迂腐甚很“落后”，只要在一个正常的时代，忠诚就永远是宝贵的品质，哪怕是愚忠，也是值得尊重的。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，出问题的也绝对不会是忠诚，而是别的什么。但司马懿和桓温的情况不同，如果说曹操还曾经背叛过他的同伴的话，司马懿所属的颖川士族，就从来不是曹魏的臣子，他们反而正是被曹操背叛的人，虽然在他们的时代，人们对忠诚有着极高的标准，但要说司马懿是“奸臣”，还是太过份了。至于桓温，在石越心中，一直是个英雄。
如此一来，诱惑就更大了。
但拒绝的理由依然还在哪里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
而且桓温就是石越最好的教训，这个史上最不合格的权臣，对于抵抗他的士族，始终举不起屠刀，只是幻想能够北伐成功，收复中原，建立功勋，士族们就会心悦诚服，到最后，摆出一个偌大的阵仗，却连一个谢安都下不了狠心杀掉。
最终，北伐没有成功，东晋的弊政也没能改革，皇帝也没做成，在和东晋士族的扯皮中，英雄迟暮，徒然慨叹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！
石越自问自己的性格，大概比不上司马懿，顶多也就是另一个桓温。
说到底，他依然只是一介书生，是举不起屠刀的人。
所以，石越并不想让自己再度去经受诱惑、接受考验，这种事情，经得起第一次诱惑，并不代表经得起第二次，经起得第二次，也不代表经得起第三次，每一次都是全新的诱惑，全新的考验，永远不可能有免疫的说法。
他也更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非得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可的境地。
然而，石越也下不定决心直接拒绝皇帝，对赵煦的承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，石越已经不太在乎是否会得罪赵煦了，石越真正担忧的，是如今的北伐，已经确确实实有了兵败的危险。虽然一再让自己学会放下，相信宋军就算受挫，也不会重蹈宋太宗和曹彬的覆辙，不至于遭遇过于严重的溃败，也要相信大宋的国力今非昔比，即使大败，天也塌不下来……但是，真的要放下，其实很难。
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——不去谈任何高深的事情，北伐有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与民夫，若真的再次遭遇大败，就是数以万计的人死在幽蓟，上十万的家庭因此破碎——而自己明明有机会挽救这一切，却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责任，临阵退缩了，石越相信自己一定会后悔，一定会内疚。
这几天的时间里，石越虽然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心理准备，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方法。但如今北伐的局势，即使赵煦不打他的主意，石越也做不到置身事外，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坐着等待的人，他已经习惯了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在前方看起来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努力的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，寻求脱困的可能。
石越这几天中的沉默，并不是在逃避。
自熙宁以来，石越在这个时代，所见到的最好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时代的士大夫，无论是韩琦、富弼，还是王安石、司马光，还是范纯仁、韩忠彦、吕大防……都是勇于担当的人，他们似乎永远愿意将天下的责任，担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从无畏惧与退缩。
便在今天，石越又亲眼见到，范纯仁、韩忠彦在怀疑本身能力的情况下，也没有推掉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，愿意站出来出任率臣。
现实不是童话，敢于承担责任的人，当然也会犯更多的错误。过去的石越，经常在意的，是他们所犯下的种种错误，但和这些人相处了二十几年后，石越在改变着大宋的同时，也被大宋所改变。比如，此时此刻的石越，心里面是绝对认可并尊重范纯仁、韩忠彦、吕大防的责任感与担当心的。
有着这样同理心的石越，会选择妥协，选择放下，选择退让，但绝不会选择逃避、选择退缩。
他一直在耐心的了解各方的想法，思考解决的办法，等待说话的时机。
他知道，赵煦迟早会将球踢到他脚下的。
果然，他感觉到了赵询投过来的目光，听到了赵煦的询问。
“陛下。”石越朝赵煦欠了欠身，但他没有直接回答赵询，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召回章惇，任命新的率臣，如此便真的能解决北伐的问题么？”
5
石越的反问，让崇政殿中的众宰臣们都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他的话中似乎在暗示反对召回章惇，而赵煦在惊讶之余，更是以为石越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承诺，竟准备力挺章惇，心中不由有些恼怒。
“那以石相公之意，又当如何？”不快的赵煦连对石越的称呼都变了。
“孙子云安国全军之道，在于兴师致战，当合于利则动，不合于利则止。”石越环视殿中诸人，淡淡说道：“喜恶、道德、名誉、历史恩怨，都不应当成为战争的理由。发动一场战争与结束一场战争，只能由一件事情来决定，那就是利益！”
“孙子说的话，当然不是圣人之道，甚至颇违《春秋》之义。”石越没有给蠢蠢欲动的反对者机会反驳自己，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发动战争，我们自是应当奉圣人之教，以春秋大义为本。然孙子以善用兵而为后世尊崇，《孙子兵法》所论，皆是如何才能赢下战争，故圣人教我们应当为何而战，而孙子则教我们如何取得胜利，避免失败，二者亦不可偏废。不知为何而战固然可悲可叹，然再应当打的战争，若不能取得胜利，则不仅毫无意义，更对国家有害。数以万计的军民会因为战败而死，朝廷的财力也会因此困窘，圣人亦绝不会支持这种愚蠢的战争。”
包括赵煦在内，殿中所有想援引儒家经典，尤其是《公羊传》驳斥石越的人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就已经先被石越这一番话，将一肚子话给生生堵了回去。
石越仿佛毫无觉察，只是继续说道：“因此，若我们想赢下一场战争，还是应当抛开其他所有种种，单纯的只用‘利’来考量，何时当发动战争，何时当结束战争。所谓‘利’，亦有两面，一则为利益，一则为利害。”
“我大宋北伐的利益是什么？人人皆知，是收复山前山后的燕云故地，可以让河北变成大宋的腹地，让汴京变得更加安全，燕云的土地人民，相对来说倒没那么重要，一场大战下来，没个二十年，燕云诸州恢复不了元气，朝廷在二十年间，每年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反哺燕云诸州，为的，就是那个长远的安全。”
“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，是朝廷在庙算之时，认定安平之败后，辽军已无力阻止我北伐诸军。而北伐之利害，则正是倘若辽军并未如预想的那样无能为力，而是逐渐稳住了阵脚，甚至反而能威胁到我北伐大军的安危。倘若北伐战败，不仅一切预想皆成泡影，对我大宋来说，也会是一个沉重打击，这一场战争将是两败俱伤，甚至我大宋会伤得更重一些。”
石越的这些话，可不是赵煦想听的，他冷冷的打断了石越：“石相公，北伐还没有战败呢！”
“这也是臣想说的。”石越不亢不卑不冷不热的回道，“此前，朝廷庙算，北伐利大于害，成功希望极大，故而兴师北伐，但如今之势，以臣之见，若仍用章惇之策，未来胜负之数，恐怕是负多胜少，而即便更换率臣，改弦更张，然无论由何人出任率臣，胜负之数，最多也只有一半一半，即便最终获胜，也必定是一场惨胜，代价会极为沉重。”
“石相公说什么胜负之数，这是能未卜先知不成？”赵煦忍不住讥讽道，“否则，这胜负之数，又是如何而来？”
石越也不生气，从容回答：“臣非是能未卜先知，说到底，这也只是臣的一点愚见罢了。”
但并不只是赵煦不同意石越的判断，许将便忍不住说道：“但子明相公所谓胜负之数，未免过于长他人志气。我北伐大军虽攻取幽州不甚顺利，然二十万大军，未有损伤，而辽军乃新败之军，仅能龟缩于幽州城中，据城坚守，耶律冲哥在山后迟迟未增援幽州，说得好听一点，是虎视眈眈静待时机，但山前诸州，乃是辽国财赋重地，战场之上，瞬间万变，他又焉敢确信我军一定攻不下幽州？耶律冲哥坐视我军围攻幽州，必有其不得已之处，或是惧于我北伐大军兵威之盛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或是其平叛之后，士卒疲惫，不堪再战……然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，总之辽军之形势，亦并不乐观，胜负之数，无疑仍是利于我大宋。”
石越转头看了许将一眼，又扫了一眼殿中众人，见许多人脸上都露出认同之色，又耐心解释道：“冲元公所言，不无道理，然我做此判断，并不只是因为耶律冲哥。”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