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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451章 天机云锦用在我(2)
    “此事两府已经议定,太皇太后与皇上已经认可。”司马光断然说道,“钱只有这么多,但山陵大事,却不可马虎。都知按行之时,须多加留心,风水要好,须符合五音姓利,这些自不必多言,但亦须留意,陵区要搬迁的百姓、旧坟不能太多,我大宋不比汉唐,可以强拆百姓房屋坟墓,这迁居之费用向来都是官给,若能省下来,则是官民两便。至于役夫,尽可能多用厢军,少雇百姓……若能精打细算,五十万贯足敷使用。”
    “这……相公,这是山陵大事,老奴实是不敢不言——若是延误工期,或者山陵营造得不好,将来被人参上一本,老奴固然要掉脑袋,便是相公,也要罢相流放……这五十万贯实是……实是……”石越几乎可以听到李向安急得跺脚的声音。
    “都知一二十年间办事,从未出过差错,断不至于晚节不保。”司马光不紧不慢的说道,“厢军的日常供应,由枢府另外安排,不包括在这五十万贯之内;本相另外再从左右厢店宅务[169]的收入中,拨出十万贯缗钱,助修奉山陵……”
    六十万贯铜钱——即使石越一向反对厚葬,但此时心里也如同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。赵顼的山陵,也许将是宋太祖以后,最为简陋的一座山陵,若想想赵顼一生的抱负,石越更觉抱愧于心。然而,形格势禁,除非乱印交钞,强征役夫,他亦无法可想。
    如今形势,不仅山陵要从俭,宋朝皇帝死后,惯例要赐给官员与军队的“遗物”也要省。宋仁宗死时,做礼仪使的司马光获赐的遗物便有五千贯铜钱,而现在,五品以上官员,都只能赐给象征性的遗物。而其余官员与军队之赏赐——如今看来,赵顼在遗诏中说明“诸军赏给并取嗣君处分”,竟不是一句套话,赵顼当时肯定也想到过嗣君继位后的窘境……
    石越不觉黯然,又想起眼前的局势,更觉心情沉重。
    从目前他所掌握的情报来看,在汴京各种场合,已经开始流传朝廷将允许提前用交钞按官价交纳两税的传言……
    但是,虽然相信石越决意坚持交钞的百姓、商贾越来越多,但大部分商人依旧心存疑虑。十二日颁布的政策,实际上更是收效甚微。云集于汴京的商人们,一只眼睛盯着朝廷的赋税收什么,另一眼睛却在盯着朝廷支出时,是使用交钞还是金银铜钱!商贾们不可能知道朝廷财政的底细,但他们中许多人,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嗅觉。
    石越已经得到过曾布、蔡京、张商英、李敦敏等人不止一次的警告——官府在赵顼的丧事上越是节省,就越会打击到商人们的信心。如果商人们真的认定国库已经空空如也,那么即使赋税坚持收交钞,也将变得毫无意义。因为人人都知道,那样的话朝廷将不得不发行更多的交钞,而从此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。
    如若商人们对国库完全丧失信心,甚至会影响到石越发行“盐债”的计划。
    国家也罢,个人也罢,都是一样,越是穷,越是借不到钱。更何况,宋朝政府的信用,好得非常有限。
    然而,尽管知道背后的风险,石越也无可奈何。即便赵顼的丧葬之事将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过程,但没有钱便是没有钱。别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,把表面功夫做得漂亮一点,但是赏赐遗物这一样,按例无法拖延,涉及面又太广,却是无法打肿脸充胖子的。
    另一方面,石越也知道,到目前为止,宋朝为应付危机所做的事情还是太少,并且主要都集中在钱庄方面——消极的下令限制取款额度,虽然让许多钱庄得以苟延残喘,却也同样加剧了信用危机;至于结算钱庄,它的确可以加强流通,但在目前的情形下,根本不是对症之药,它着眼的是将来。
    而更多的方案,却一件件被拖着。钱庄兼并法被搁置;与钱庄总社的妥协,一直没有具体的行动……至于针对交钞、作坊、物价,更是全无反应,连石越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自暴自弃了。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东南作坊破产的消息——当然,这不过是因为消息传递的延迟所致,此时已经过了年,破产的作坊数量会慢慢减少,而大量的作坊会暂时停工,等到六月西南季风刮起后,海商大举回国,这些作坊若能够顺利的讨到钱,拿到订单后,就会慢慢恢复元气。只不过那时候压力就会转到海商身上,“订金”这物什还能不能存在,都将成为疑问!
    但这些还只是小事,作坊雇用的工人,有相当一部分是无地的农民,东南许多地方本就地少人多,这半年之内,这些人若没办法养活自己,益州的暴乱,就保不定会在东南出现……
    必须要做点什么!
    石越一把推开案头的文牍,站起身来,吩咐道:“备马!”
    侍中王安石赐第。
    “伏以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,淡然无极,而不可强名者,天也……”王防恭敬的双手捧着一叠写满字的纸,站在王安石面前,朗声诵读着,“……天下之治,必以三王五帝为法,若秦汉以下,局促狭隘……”
    王安石穿着丧服,坐一把交椅上,微合双眼,认真的听着王防读出来的每一个字。这数千字的文章,非同小可,乃是大行皇帝赵顼的“谥议”。在这数千字里,要说明赵顼一生的功过,议定谥号、庙号,并且说明理由。大宋朝皇帝的谥议,一般都是由翰林学士撰写,然后交由两府宰臣议定,最后再南郊向上天请谥,通过这样的形式,表明皇帝的谥号、庙号,乃是由上天赐予。对于皇帝的谥议,表面上看来,绝大多数都是歌功颂德,议定的谥号、庙号,也大都是美谥。但是,它绝对不象表面上的那样毫无意义,在谥议中,往往充斥着“春秋笔法”,而在熙宁十八年,就更显得敏感——如何评价赵顼的功过,可能就暗示了高太后垂帘期间的政治态势的走向。
    如今新党在朝堂中几乎已经沦为第三势力——赵顼死前的布局,令得朝中三大势力都不可能一党独大,而其中势力削弱尤其厉害的,就是新党。今日之新党,早已经不是王安石执政时的新党,它早已经由一个主张推行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集团,迅速的变异成一个因支持新法而获得既得政治利益的官员派系。与王安石执政时全然不同的是,他们在政见上与旧党、石党的分歧日益淡化,反倒是充满了个人的恩怨,个人政治利害的冲突……但是这个新党依然有其立场鲜明的一面——他们完全肯定赵顼在位十八年期间所施行的政策,将赵顼视为大宋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皇帝,反对因循守旧,主张继续变法,充实国库,开疆拓土。
    也许正因为如此,不管这些人是真心这么想,还只是出于政治算计,对于他们,王安石都有天然的亲近感。因为他们最根本的主张,依然是王安石的“法三王不法秦汉”、“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”。而且,今日的新党,虽然表面上势力不那么强大,却也前途无量——在五十岁以下的菁英官员当中,新党依然有强大的势力。旧党太老,石党太年轻,新党在四、五十岁这个年龄段中,却还沉潜着一大批看起来寂寂无名,却随时都有可能跨进政事堂的官员……新党绝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
    经历长达十年的在野生涯,王安石早已经承认自己当初推行的新法,确有不周到之处,但这十几年的成果,亦令王安石同样坚信,变法本身是对的!没有变法图强,就没有今日之大宋。大宋朝应当继续变法,应当继续开拓进取!
    但旧党谨慎有余,却全无进取之心——王安石已经看出苗头,他已经预感到司马光将会全面收缩。旧党号称“君子”,但也就是这点本事,给一个家大业大的好家产,让他们好好守着,他们能够做到;但叫他们将家业发扬光大,或者在国家危险之时,转祸为福,他们便只能束手无策。如今之局势,若无石越,只是交给司马光处理,司马光的本事,也只能废除交钞,打落牙和血吞了,然后慢慢将养着,恢复元气,虽然亏馈一些家底,却也能保住家业还能流传下去。说到底,这些人名为儒家弟子,实际上遵循的,却不过是汉朝文景之治时无为而治的不二法门,外加一点盐铁会议时贤良方正们的老生常谈——这已是司马光和旧党的全部本领。
    在这方面,王安石永远都没办法看得起旧党的那些君子,哪怕司马光也不例外。那些个老调,王安石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——选贤任能,节俭去奢,移风易俗……一千多年来,腐儒们所谓的“治道”,从来都没有变过。
    而且,在王安石看来,旧党正在依赖司马光的个人威信,维持住内部的分歧;而石党的情况则更加严重。王安石承认石越的能力,也赞赏石党大抵都是些有能力,而非仅仅只会唱高调的人,但是,石越的温和变法只能是暂时的,无法长久维持,总有一日,它不是归于旧党的保守,便是与新党合流——也许是互相靠拢。王安石不能肯定它最终会走向哪里,但他却肯定,石党迟早会分裂,会变异……
    自从接受侍中、平章军国重事的任命以来,王安石知道自己的角色其实变化不大——他只是由一个在野的旁观者,变成了一个在朝的旁观者。
    他始终保持着身在局外的清醒。
    以王安石之智慧、识度,只需外界与他自己都不逼着他走上牛角尖,他就依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眼界。何况在野十年,王安石并非在固步自封,慢慢走出爱子早逝的悲痛之后,王安石便渐渐开始自省,接触所谓的“石学”,了解白水潭与西湖学院的学者们的学术。
    他的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。
    他渐渐发觉,石党在本质上只不过一个温和的新党,其中一个证据便是,各大势力都已呈现出地域化之征兆。旧党主要来自北方,而新党与石党则以南人为主力。长期控制中央政权的北人,不希望变革,希望依徇旧章;而来自南方的新兴势力,如果想要全面掌握权力,就一定要打出变法的旗帜。但南方与北方是如此不同,当新党还在的时候,石党尚可以依违其间;如今新党既已沦为第三势力,石党与旧党的合作,也就是“共患难”而已。一旦危机度过,双方是绝对无法共富贵的!
    因为这些认识,王安石能够心态平和的接受新党目前状况。但是,他与赵顼名为君臣,实则情同父子,对于赵顼的盖棺定论,他却不能不关心——很少有人注意到,在赵顼去逝之后,王安石又衰老了许多。
    关于去逝的皇帝,无论君臣之间发生过什么,这个世界上,没有任何一个人,能和王安石一样,与赵顼有过那么多独特的回忆。王安石第一次见到赵顼的时候,赵顼还非常非常的年轻,君臣之间谈话,是真正的开诚布公,双方都不时的使着小性子。王安石还记得他们曾经约定,君臣之间绝不互相欺瞒——曾经有一次,王安石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事情了,但他记得,是赵顼瞒着王安石去调查某项新法的执行情况,然后孩子气的质问过王安石为何欺骗他?然后被王安石反问,他瞒着自己去调查新法,难道不是欺骗么?王安石至今还记得赵顼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的样子。
    那件事情不久后,君臣之间又和好如初。但后来终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——蝗灾与流民。
    在金陵的王安石经常感到后悔——也许这个世界上,谁也会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皇帝,他一心一意希望能与他信任的宰相坦诚相待,共同创造一个富强的国家。但是天真的皇帝却一次次被他的宰相欺瞒,终于慢慢成长、变化,成为一个精通所谓“帝王之术”的英主。
    但是,即使在他那所谓的“帝王之术”的背后,王安石依然能看见他的赤子之心——这个世界上,真有一个惯于猜忌的君主,会在被王安石如此欺瞒之后,依然还保持着信任么?还有石越,若赵顼果真是个猜忌的帝王,石越的头早已经被砍过十次了。
    在赵顼中风之后,王安石是陪伴他最多的臣子,也只有他知道,在赵顼那身龙袍之下,还隐藏着最纯粹的感情。
    皇帝是一个真正念旧情的人。
    只要有情份在,他就不会轻易忘记。所以他才会最终放过吕惠卿一马。
    如果不是王安石转变了心态,如果不是十年的在野令王安石的眼界、心情都发生变化,如果不是经历过那痛心彻骨的丧子之痛……即使是复出,王安石也是感受不到这些的。
    石越、司马光们,王安石了解他们的本质,他们在本质上都并非热衷于玩弄权术的人,但是,他们从未离开过汴京的庙堂之高,所以,他们都被蒙住了双眼。
    “庙堂”这种东西,只会在不知不觉中,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。
    只有熙宁十八年的王安石,才会如此坦然的,将去逝的皇帝,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儿子。
    他又死了一个儿子!
    王安石知道,朝堂之中,有许多的旧党官员对赵顼心怀腹诽,难保他们不会在谥议、谥号,尤其是庙号中卖弄小聪明,搞点春秋笔法。而且,在谥议中,虽然王安石可以肯定,没有人有胆子敢批评赵顼,却一定会详细提及赵顼在位时的功绩,提到哪些功绩,不提哪些功绩,提到某项政绩之时,用的又是什么样的赞美之词,却是大有讲究。
    王安石绝对不容许出现“谤书”!
    皇帝理所应当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。
    这是王安石于公于私,都要捍卫的。
    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