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 ) 建炎二年仲冬,徽州赈案震动京师。( )
在孟冬尾时就有风声,然皇帝宰相讳莫如深,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也避而不谈,百官虽有风闻却不得证实,于是朝中揣疑渐起,隐生暗流汩汩,但直到仲冬望日三司会审,这起子风苯刮出来,立时搅得厩沸沸汤汤。
俗话说好事不出门,坏事长了腿。这案子一曝露,厩很快人尽皆知。
这仲冬时节已生寒气,北风刮得人颜面发冷,坊间百姓的愤怒却如烧开了的水般,滚滚沸腾,骂声一片。有骂贪官黑了心没人性,有骂狗贼不得好死,有骂活该千刀万剐、天打雷轰、几世不得超生……一声声骂得狠骂得凶骂得毒。
不仅如此,还有一些百姓聚围到临安府前,擂鼓请愿,要求青天大人严惩贪官。想来这都是朱跸在厩的清名太盛,又传闻平易近民,百姓竟不惧临安府官威,自发而聚。这徽州的官案当然轮不到临安府来审,但小民百姓不清楚,有明白的也故作不明白,反正这厩百姓都归临安府管,他们不找朱大人找谁。
临安府被百姓闹腾,三司主审之地的大理寺也不得清静。读书人较小民百姓明事,又腹有经书胆气盛,直奔能作主的大理寺,要求对贪官重罪不怠。
来自坊间的骂声和击鼓闹腾让被赈案惊震的京里大小官员看得瞠目,闹不明白这些百姓都咋了。读书人气盛他们不以为奇,但这些街巷里弄的似乎反应过激了。要说往常也有贪官犯案,怎不见民间这般激动?
京中有部司的吏员觑空了拢一堆嗑牙,道奇哉怪也。就有明事儿的吏员嘿嘿一笑,道破这其中微妙,“诸位,这徽州官员贪掉的赈粮里头可是有共济会的份。你们想想,这共济会的粮食又是打哪来的?”
众同僚闻之恍然大悟,也有一个不灵醒的仍自半懵半懂,那道破机窍的吏员便从抽斗中翻出几日前的旧报纸,笑着往那头版一指。
这份报纸的头条即是对徽州赈案的披露。
作为建炎朝的首桩贪污大案,扼厩闻事喉舌的《西湖时报》自然不会错过,但京报对这桩案子的报道报得颇为巧妙,没有直接针对赈案,而是借了一则公告说事。
这则公告就是共济会的赈粮公告。
——名可秀在出任会首之后曾立言,凡共济会臻达万贯之赈济,必向公众告之去向,以此督察。
《西湖时报》借以说事的这则公告正是共济会对徽州放粮的公示。于是,便自然而然牵出了徽官掺沙掉包的污私事件,从而曝出徽州赈粮贪墨案。由来贪官人人恨,这其中贪的又有共济会的粮食,让行了捐助善举的京师百姓在愤怒之余又生出切齿之恨。不说那捐千贯万贯的拍桌怒骂,就是那只捐了十钱百钱的,也只觉噎了口气,有怒难平。那捐出的几个钱虽不多,也是他们几日的嚼头,却被拿去喂了贪官,谁能不气,谁个不骂?
报上又评论道:“这是济民,还是济官?”此语无异于推波助澜,有人因怒道:若肥了贪官,不如不捐！应之者众。
如是当知,厩民间的激烈反应实是来之有因。
这七八日间,民间骂声不断,朝堂也是议声不止。
朝堂的争议起于三司会审。
在皇帝和政事堂的催促下,三司会审效率极快,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对徽州赈案官员论罪明确,意见颇能能一致,但在主官的定刑上生了分歧。刑部沿用宽典治赃的惯例,处以流刑琼州,而御史台认为应按律处之绞刑,双方相持不下,大理寺卿衡量后从御史台议。刑部以一对二不占上风,遂将定刑之争搬上朝议。
朝会时刑部侍郎和监法御史唇枪舌战,互不相让。朝臣或倾向刑部,或倾向御史台,争论声中渐成两派。
赞成死罪的一派说按刑统律则应处绞,支持流刑的一派便举出真宗朝仁宗朝对赃死罪的宽贷敕文,说死罪可免。
坚持死罪的一派又说贪风不可长,理应重罪以诫;流刑派便说历代先皇治政均大度宽容,朝廷对官员论罪不宜严苛云云……
两派的官员都有道理,争得怒眉瞪目,手中笏板几乎指到对方鼻子上。大殿上吵得喧如菜市,赵构不由拢眉,目光扫向殿首。
两府宰相分立殿首。左首的政事堂宰相丁起端谨而立,目正眼不斜,似乎毫无表态之意。立于右首的枢相卫希颜一副神思飘渺,仿佛早悠游到了天外。户部礼部两位侍郎对视一眼,心头嘿然一声,拢袖观望。
宰相不说话,皇帝赵构也端坐御座上如泥塑菩萨,没有表情。于是朝会吵得热闹,却没有结果。赵构摆了摆袖子,退朝。
大凡上了朝殿议的事,多半没个严实的。未到晚时,便有风声传出到朝下。其后不出两日,这朝堂上关于贪官定刑的争论就在厩沸沸扬扬传开了。
舆论潮起,喧嚣腾腾。老百姓可不管先皇的什么“宽典治赃”,总之贪官就该死,贪了共济粮的贪官更该死！坊间但闻杀声一片,报上也连出评论,抨击朝廷所谓的“矜悯宽宥”,是对贪官的仁,而对庶民的不仁,宽赃就是纵贪,宥贪就是害民……《西湖时报》的特约评事员陈东的笔锋更是尖锐,直接斥道:“今言宽赃者,当如国蠹民贼论处！”
厩民间舆论如潮,朝廷也感受到了压力。在舆论一面倒的情形下,宰相丁起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态,支持重罪肃贪,于是朝中风向偏倒,徽州贪案的官员罪刑很快落定。徽州知州、通判、幕职曹官、知县、县丞、县尉等主犯重犯均被处以死罪,其余从犯则分处流刑、役刑不等。
朝廷诏告一出,大快人心。
徽州赈案是南廷第一桩贪赃案,此案的论刑处置无疑为建炎朝对贪赃官员的论罪定下了基调。
大宋刑统和唐律相比,治赃偏宽,且从宋真宗始,皇帝又多发矜贷诏令,矜悯宽恕犯了死罪的贪官污吏,甚至在“贿赂公行,嗟怨之声闻于道路”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对贪官降职或流配,惩贪偏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,并日益超过宋刑统的法律条令,死罪形同虚设,以致大宋官场的贪赃之风更盛。
建炎朝廷最终对徽州贪墨案的犯官处以死罪,无疑是重新捍卫了宋刑统的威严。自此,赵宋历朝来对贪官污吏的宽贷诏令由此而终止,死罪的绞索和刑刀重新悬在了贪官的头顶上！
厩百姓对这番论罪背后的重大意义无从知晓,但得见贪官终于得判死刑,正义得到申张,自是大快人心,松了口气。然而,报纸上对此的评论抨击却没有消停,仿佛在说:这事还没完。
譬如有文评论,从徽州一案可见地方吏治**,嗤之道:“想来天上乌鸦不独一只,这地上贪官又岂只徽州一处?”
又有评论道:“天灾无情,官祸更凶,徽州既清,四海可澄焉?”
这四海指哪里?地方厩都在朝廷四海王土之内。
这或讽或喻或嘲的评论让朝中若干大臣心生悚然。均想,这《西湖时报》言论愈发放肆,今日能讥讽地方贪赃不法,明日就能臧否朝中官员是非。遂有大臣不安,也有官员不满民间报纸妄议吏治,私下一议,便纷纷上书皇帝,要求禁止报纸非议朝政。这其中,又以刑部侍郎范宗尹尤为坚决,当日《西湖时报》那句“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”,让他暗恨在心,遂联合对报纸早就不满的兵部尚书周望和太常寺卿季陵借机发难,想要彻底封了这西湖报社。
朝中清流对此却执相反态度。虽说这《西湖时报》的评论偶有狂言不惮,但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,对民议宜采取当疏不当堵之策。
赵构也知这报纸禁不得,否则便起轩然大.波,于他仁德天子的声名也有损,但范宗尹等人的奏请不便明面驳回。敲,清流官员的异议让他得以顺水推舟,将禁报的奏疏一并转了给礼部,批谕道:酌情斟酌。
显然,这已有治下心机的皇帝行了两面讨好之事,既不得罪清流,又不拂了周望范宗尹季陵的面子,得罪人的事自然是宋藻这位能臣来做。
皇帝批谕一下,礼部便没了安宁。宋之意拍拍袖子,一句有司负责将这球踢给了文教司,自个悠悠哉避了去。
礼部文教司,职掌书局报坊。文教司的郎中接了这个得罪人的活计倒是不躁不慌,打从报纸这物事风行厩起他就面临着叽喳不绝的诘责之音,早修得如磨盘般八风不动。
周望来时,他毕恭毕敬一礼,又面朝大内拱手一揖,“我朝宽仁,不以言事治罪。尚书大人,今日我等若封了报纸,只怕明日朝野便起非议。”
他又对范宗尹诉苦,“诶c叫侍郎大人得知,这事办起来有难处。那报上又没有指名道姓,说诽谤官员难以入罪呀。……呃,下官愚钝,正要请教范侍郎,这封报之罪可入哪条?”
太常寺卿季陵是个眼儿横的,怒气汹汹而至,根本不理礼部郎中说啥,劈头就是训斥。文教司郎中便也甩了脸子放硬话,“大人欲陷官家不仁乎?”季陵悖然摔盏。
周望、范宗尹又到礼部几次,均未见着宋藻,和那文教司郎中又夹缠不清,只得愤愤甩袖而去。
这三位大人相继在礼部碰了软硬钉子,其他附和的官员见势便也声弱。没过几天,到文教司理论的官儿突然没了。
却原来,就在朝中禁报声起时,《西湖时报》的评论已转了风向,由朝廷指向了共济会。
有评事员在报上公开问责会首名可秀:“共济会既承民信,如何杜绝徽州之事再生?主事者不力,则共济之粮非为济民,实为肥养蠹官也！”
这一问,正问出了坊间心声。
事态发展到这一步,似乎是将共济会架上了台。若名可秀无明确表态,并立下有力措对,必会有损共济会在民间的声望,并将打击和削弱百姓对共济之举的信任和热忱。
再后来的事态发展让人瞠目。似乎是突出奇峰,又似乎是早有预谋的水到渠成。
作者有话要说:写这一章时想起时下对贪官的惩治,可不就是“刑”同虚设么?！该死罪的不死,该治罪的缓刑,判了狱的坐牢却如住宾馆…………无言中…………
如果您觉得网不错就多多分享本站谢谢各位读者的支持
,！(www..com 小说网)